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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遗忘的阿尔巴尼亚

  2004年6月的时候,我在巴黎开始为阿尔巴尼亚之行做准备,按照计划,此行是为了制作一个72分钟的纪录片,名叫《被遗忘的国度——阿尔巴尼亚》。当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,这个国家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就这么徐徐展开了。

  里纳斯国际机场是阿尔巴尼亚惟一的国际机场,它还有一个名字,叫特莉萨修女机场。特莉萨修女虽然出生在马其顿,但她的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。阿尔巴尼亚在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了以后,将特莉萨修女奉为本土的圣人。

  机场很小,跑道不是很长,停在这里的飞机并不多,大部分是匈牙利航空公司和德国航空公司的飞机。我们的摄影队在过关的时候被滞留在机场一个多小时,海关人员反复检查我们的护照签证,无可奈何之下,我们请中国驻阿大使馆出面帮忙,海关才放我们入境。后来我们才得知,原来是因为曾经发现中国人挟带毒品取道阿尔巴尼亚进入别的国家,所以对中国人的盘查会特别严格。

  霍查是我采访计划的重点,因为在他所代表的那个时期,中国人看到的主要是俄罗斯、朝鲜、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,唱的是《歌声飞向地拉那》,这个离中国十万八千里远的国家,被中国人视为兄弟,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。

  10月16日,位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市郊的萨拉公墓,下着大雨,却有一批接着一批的民众,一手撑雨伞,一手拿着鲜花,相继涌进墓地。我也随着人群,来到这里。

  这一天,在20年前的阿尔巴尼亚,原本是个盛大的节日。但时至今日,已经没有多少阿尔巴尼亚人知道,这天是他们的已故领导人霍查的诞辰纪念日。只有霍查的忠实拥戴者,风雨不改,在每年的这一天,前来凭吊他们尊敬的领袖。

  但在今天,阿尔巴尼亚所有的传媒都没有提起霍查的名字。霍查遗体本来安葬在地拉那国家烈士陵园。那是专门安葬杰出人物的墓园。1992年5月,霍查的遗骨被人挖出,改葬到这个安葬平民百姓的坟场。

  即使已死去多年,霍查的这座平凡的坟墓,仍然逃不过政敌的攻击。墓碑上的霍查相片,每年都多次遭到毁坏。他活着的时候如同天神,不可冒犯;死后却不得安宁。

  我热爱记者这个行业,是因为当别人只能停留在这件事件以外的时候,我却可以真正进入事件以内。两天以后,我坐在霍查夫人涅奇米耶的面前,听这位80多岁但却依然样貌尊贵的老妇人口述历史。

  从离开地拉那,我们的车已经在公路上跑了5个小时。刚刚下过一场大雨,路面和空气都很干净,右边突然出现一个发光的城镇,我们知道,目的地吉尔喀斯特到了。

  南部城市吉尔喀斯特是恩维尔·霍查的故乡,建造在一个石山上,所以碰到水就会反光。这是一个用旧城堡改建的监狱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被入侵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用来关押和游击队员,现在已经改建成反法西斯战争博物馆。其实不少中国人应该早已见过这里,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阿尔巴尼亚电影《宁死不屈》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

  每间牢房不到5平方米的面积,四壁空空,高高的铁窗,每天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是明亮的。

  牢房内外的墙壁上写了很多字,我们的翻译说,有的是诗,有的是口号,有的是留给亲人的话,这应该是当年的犯人在寂寞的牢狱生活中打发时间的惟一方法。监狱管理员说,关押那两个女游击队员的牢房并不在这里。

  进入这条狭窄的通道,光线开始变暗,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,为了继续拍摄,我们打开了灯。这就是她们的牢房,相对其他的牢房要大,天花板也更高,一个很小的天窗开在人手够不着的地方。我们来的时候是正午,外面阳光很好,可是在这里,不开灯的话几乎甚么也看不见。这顶吊灯,据说从来也没有开过。很难想像,当年那两个年轻女子,是怎么样在黑暗中摸索。墙壁上也有字。这博物馆复建过,但是字迹却真是她们的。

  水电站,这个在阿尔巴尼亚家喻户晓的中国援建项目,是我们不能不去的重要一站。在申请许可的时候,电力部门反复询问我们的采访动机、采访程序,可在终于拿到许可证前往水电站的当天,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纳米克·多克莱的办公室又专门打来电话,为耽误了我们的拍摄进度而道歉。在经历了中阿关系的蜜月期和矛盾期后,两国人民又开始小心翼翼的互相靠近。而刚刚对外打开国门的阿尔巴尼亚,也正在努力塑造自己的国际新形象。

  阿尔巴尼亚是山地之国,三分之二的土地是高山。北部有一条德林河,是阿国最重要的发电河。这是伐乌代耶山,当地人靠着这座山、这条河生活了几百年。一座79米高的大坝从这里把河流分隔。一个水电站冷冷清清的站在山脚下,30年前,这里一度非常热闹,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出入,而这个水电站,当时以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来命名——水电站。后来中阿两国关系中断,水电站的名字也改成了伐乌代耶水电站。

  在伐乌代耶一带,共有三个水电站,其中两个是中国援建的——费尔泽水电站和水电站,它们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两个水电站,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80%。而这两个水电站建成至今大部分设备仍是由中国提供的,只有极少部分因为陈旧而被替换。

  在发电厂房前的空场上有个底座,30年前,这里立的是的雕像。1967年初水电站落成时,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恩维尔·霍查前来参加落成典礼。水电站落成典礼的前一天,上面说在典礼前要把雕像安好,结果工人工作到晚上12点,才把它安好。后来,雕像突然倒了,雕像是用铜铸的,两国关系中断之后,铜像也被送回厂里,融化了。

 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,我跟摄像在网上看阿尔巴尼亚的照片,看完心凉,那是个跟中国陕北农村差不多的地方,灰突突的没有色彩。我只能在皮箱里塞进一条红色的围巾,实在不想让人觉得我拍的是一部黑白片。

  结果,地拉那大街上的灯红酒绿,咖啡店里的干花,女人身上的艳美服饰,唇边鲜艳欲滴的笑容,让我在抵达的第一天就开始叹息,至少这里的夜晚和巴黎没有太大区别。

  要承认地拉那的白天和夜晚有着很大的偏差。它的形象和我们心目中的首都实在差太远,看起来有点像东莞,没有什么高楼大厦,一个叫Sky Tower的地方也不过30层楼,因为用水紧张的关系,政府禁止发展商把房子修到10层以上。居民楼的内里很像中国的老单元楼,楼梯拐弯的地方,一扇朴朴素素的窗,从外面却完全看不到里面,外墙也都很残破。可是跟当地人攀谈,才知道这样的房子居然要相当于6000到80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。我问你们不是一个月平均工资才差不多1200元人民币吗?谁住得起这样的房子?被问的人给我一脸暧昧的笑容。有些事情你越是想了解的时候,你越是不太可能打探到。

  在街上走路,不知道是因为我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在这里并不多见,还是因为脖子上那条鲜红的围巾有些扎眼,所到之处备受瞩目。经常有人直剌剌走过来就问:中国人?我点头,右手马上伴着微笑伸了过来,然后用中文说你好,脸上满是见到远亲的带有些隔膜的欣喜。有一次居然一个人叫着就扑过来了,摇得我的右手发麻。在法国,我经常被人先问是不是日本人和韩国人,在这里,大家好像都觉得黑发黑眼睛的只可能是中国人。

  地拉那实在不大,随便上哪儿都能走着就到了。以后每天在城市的不同地点采访,因为大路就那么几条,小巷也不太多,总是在走重复的路。路边店里的伙计天天看到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阿尔巴尼亚女人(翻译),一个长得像和尚的中国男人(摄像)和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穿着长裙戴着红色围巾的中国女人(我)在街上狂奔。走了几天就开始打招呼了,挥挥手,一个笑脸,好像大家是认识了多年的老街坊。结果四天后我们在街上采访的时候,大家高高兴兴地围过来唠家常。翻译跟我说,他们好像都已经知道你了,当你是自己人了。我就顺便问啊,你们哪儿来的钱买房子,为什么满街都是奔驰车,为什么CD店里有那么多中国DVD……大家很高兴地说,我们没有工作,可是我们家有人在意大利打工,寄回来很多钱的;奔驰车,要么是二手的要么是走私的;因为那些电影重新翻译上字幕太麻烦了,中国DVD上面有英文字母,我们会英文的人不少呢,省事。这城市真的不复杂,答案已经不需要你去找了,当你真正走进这城市,答案开始来找你了。

  地拉那的市长埃迪拉马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他是玩票性质,因为此人本是一名画家,早年为躲避政治迫害,跑到法国住了几年,在欧洲艺术界相当有知名度。回去当市长,第一件事是在灰色的斑驳的破旧的居民楼外墙上刷油漆,刷上各种鲜艳的色彩。最初的时候,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,说你正经事不干,你拿墙作画布来画画。可是几年下来,今天我站在Sky Tower的顶部看地拉那,眼睛在碰到那些明亮的色块的时候,嘴角忍不住上扬。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,可是埃迪拉马以换脸的方式,让人轻易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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